中國和世界距離多遠？
中國和世界距離多遠？作者： 傅國湧
更新於︰2012-04-05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燈光漸漸昏暗，那些吶喊、奮鬥和血淚都已消失在燈紅酒綠之中。這個龐大的民族，一代代志士曾經付出的熱血只是肥沃了這塊土地，一切都被遺忘。
遙望「民主牆」，三十多年了，那堵曾激動過萬千國人的矮牆，早已悄無聲息地隱入歷史的深處，先行者的足跡漸行漸遠，他們中的許多人流亡海外之後，「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從青年步入老年，古老的中國仍在政治文明的牆外彷徨不定。
溫家寶總理面對來自世界各國的記者不無淒涼地說出這番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覆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當年，「民主牆」的產生正是基於這個民族永遠告別文革的內在衝動，無論是政論作者，還是詩人，他們之所以充滿激情地將那些墨跡淋漓的大字報或字跡工整的小字報貼上牆頭，就是內心走出文革的強烈渴望，雖然借助了文革時代熟悉的大字報形式。
當年中共肯定民主牆是個好東西
那時，新舊交替，百廢待興，權力舞台的角逐，塵埃尚未最後落定，無論是一言九鼎、大權在握的元帥葉劍英，還是三落三起、重返政壇的鄧小平，都曾為「民主牆」說過好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參考消息》刊載了鄧小平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說的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此前一天，「民主牆」前早已傳開鄧對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諾瓦克說的那句話——「民主牆是個好東西」。十二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直接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們黨內的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這些民主精神都要發揚……」
「民主牆」激發了民間議政的熱潮，大量油印民刊應運而生，波及全國許多城市，體制內外的良性互動成為一九四九年以來難得一現的風景，可惜這樣的公共空間轉眼即逝。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魏京生在「民主牆」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獨裁》，四天後，他鋃鐺入獄。儘管體制內對此並非意見一致，當年六月，胡耀邦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出賣軍事情報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判魏京生，中國落後西方十五年
三天後（十月十九日），香港《明報》就此發表社評《觀念上的差距十五年》，其中說，魏京生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批評領導人而不是洩漏軍事情報，他被判十五年，不光在西方國家引起了重大反感，就是北京外交界人士的反應也很不好，有人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對魏京生判刑的依據是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頒佈的《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在這個名聲極壞的條例下，數百萬「敵對分子」喪失了生命，目前是否還有必要再加引用？
其時華國鋒尚在台上，當局選擇判刑的時間恰好是華國鋒訪問西歐之初。「西方人士根據自己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的傳統觀念，對這件事非常不滿，那是勢所必然的。客觀的來看這件事：根據自由國家的標準，魏京生完全無罪；但根據中共過去三十年來的標準，則十五年徒刑已經非常寬大。……平心而論，魏京生現在所得的刑罰，如果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那真應當說是謝天謝地了。」
社評進一步分析，「自由國家與集權國家對於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的觀念，根本是截然不同的。中共近年來比之過去已開明得很多，各方面放寬了很多，但決不能用西方國家的標準來看中共。魏京生的十五年刑期，可以說是中共和西方自由國家之間，關於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等觀念上的差距。三年之前，差距是無限大，現在已縮短為十五年。或許可以期望，這種差距將來能縮短為十二年、十年。如果魏京生在中國大陸做這種事完全無罪，那麼中國和西方民主自由國家根本就一樣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這種觀念上的距離到底還有多少年？十五年？十二年？十年？重讀此文，或許我們會感歎時光的凝滯，世事變遷的緩慢，慢得三十多年幾乎仍在原地打轉，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中國人的悲哀。
為了打內戰，大肆吹捧美國
前些日子，讀《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注》（梁敬錞譯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當年暗雲密佈，國共之間即將大打出手，鹿死誰手，尚難預料。為了贏得美國的好感和支持，中共不知道說了多少關於美國的好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當面對馬歇爾說，「中共希望中國的民主不是植基於類似日本天皇之下的假民主，而是美國式的民主。……中國尚有三件事要學習：第一是學習華盛頓時代的獨立精神；第二是自由的精神，林肯總統所表現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三是民有封建主義的農業改革，中國的工業化必須學習美國的技術。……當然，中國必須消化美國的民主精神，而找出適合於中國的形式，我們必須應用這種精神於中國。」
一個多月後，周再次向馬歇爾表示，「今後中國，政治上宜學習美國之民主」。以周之謹慎絕不可能信口而說，一定是深思熟慮，而且經毛澤東同意的。不幸的是這並非他們真正要選擇的路，而只是奪取天下之前的一種策略，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就是他們當初選擇一邊倒學習蘇聯的結果。一九七八年以後的三十多年，在工業化所必須的技術上已向美國學習，所缺的就是當初周恩來聲稱要向美國學習的獨立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
究竟中國和世界距離多遠？
遙望「民主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燈光漸漸昏暗，面孔漸漸模糊，那些吶喊、奮鬥、掙扎、血淚都已褪色、暗淡，消失在十字街頭彩色的人流中，幾乎連一點痕跡都被抹平了。這個龐大的民族，一代代志士曾經付出的慘重犧牲，他們的熱血只是肥沃了腳下這塊土地。一部分幸運者盡可撈得腦滿腸肥，強權主導的世代可以不斷塑造一個個光芒萬丈的富豪、明星，享盡物質上的奢華與安逸，至於一個古老民族通往現代文明的希望，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似乎全然與他們無關。
犧牲是犧牲者的犧牲，對於得益者來說得益和享受就是全部，他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現有的既得利益。中國與世界在觀念上到底還有多少年的距離，不僅僅是權力決定，生活在這個國度的其他人同樣有自己的責任。接受甚麼，拒絕甚麼，贊成甚麼，反對甚麼，在內心深處，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今天，中國如何縮短與世界的距離，歸根到底也取決於中國人包括有權者與無權者的選擇。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735 本帖最后由 谈天 于 2012-6-4 11:08 编辑
作者：陶杰
记忆是一种权力。一个社会，自动失忆，是自己放弃了做人的权利。
为什麼？因为当阁下以无知於昨天发生的一切为「年轻」的身份象徵，为「时尚」的生活态度，当你和你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谁是佛烈雅士提、彼得奥图、法国大革命，并哈哈大笑：以为只知道 iPad和 Lady Gaga才是「潮流」，那麼恭喜你，活该你和你的一家，都成为专制统治的奴隶。
因为在一个独裁社会，记忆是一种权力。独裁者欢迎他统治的蚁民没有记忆，脑子一片空的，因为独裁的统治者手上握有一切的记忆。他有权力，而他欢迎你弃权。
当你不知道谁是叶枫或者戴高乐，也必然不知道何谓大跃进和三反五反，你的统治者却掌控一切档案，他有关於你的一切的记忆：你何处出身，在哪里受教育，几时讲过什麼话，何时事业有一个转折。 Knowledge is power，记忆就是歷史，而歷史是一切人文知识之母。一个以不知道昨天的事为荣的城市，是自己不知不觉放弃了人权，而不自觉地邀请（ Invite）独裁。
香港许多年轻人都声称支持民主。但他们不明白，民主最大的软件，是认识你的独裁对手。认识独裁，要认识独裁的歷史的来龙去脉：知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以及更早更远的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但香港的八○后九○后却不爱读一切歷史，在流行文化的盲点之上，他们只知有谢霆锋，不知有秦汉或秦祥林，自然也只知有曾荫权，不知道从前有金文泰，统治一个失忆的社会，最容易，因为这羣儍蛋，以 Young和 In为名，一早就自我缴械。
把一个无知的族羣洗脑，十分容易，因为他们厌恶歷史，崇尚 MBA，自己首先放弃了记忆，大脑里本来就没有什麼内容。欲夺其心智，必先掏空其记忆。拥抱独裁， Hong Kong is ready，因为难得港女、宅男、八卦杂誌的师奶消费者，都是没有记忆的动物。一个民族世代为奴，不要怪上面的统治者，是你自己放弃的，活该。 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 ——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作者：傅国涌
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老毛要玩什么花样，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动乱，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青年思想家刘文辉壮烈牺牲
当十九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三十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十四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的大学。
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九六六年春天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一九八一年，十四年后才宣告无罪。
音乐家陆洪恩死前慷慨直言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杀遇罗克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获枪杀，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与遇罗克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二OO四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我印象中只是《开放》杂志曾经有人撰文介绍过刘文辉其人其事。在祭奠“文革”四十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四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十年的闹剧的奥秘。
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
昂山素姬诺贝尔和平奖演讲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阁下们，挪威Nobel委员会卓越的委员们，亲爱的朋友们：
多年以前，有时候看来是多生多世以前，我在牛津同我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那是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就我所知它现在还在继续广播），邀请各行各业的人们来谈谈，当你身处在荒岛时想携带一件什么东西，是塔罗，除了圣经以外的书，莎士比亚已完成的著作，还是一件奢侈品。当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和我都感到愉快。亚历山大问我是不是可能会上这个节目，我随便回答道：“为什么不会呢？”后来每逢有名人参加这个节目时他就会真心的问我，我觉得会以什么理由而被邀请。我想了一会然后答道：“可能是我会得Nobel文学奖吧。”然后我们都笑了。这个前景看起来美好而难以实现。
（我现在记不起为什么我会说这么一个答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刚读了一本由Nobel文学奖得主写的书，或者是那天的名人正好是个著名作家。）
1989年，当我的亡夫迈克尔·阿里斯在我第一次被软禁中来看我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个朋友约翰·菲尼斯提名我为Nobel奖候选人。那时候我也笑了。迈克尔忽然大为惊奇，然后他也明白为什么我会笑了。Nobel奖？一个美好的前景，但确实不太可能。那当我真的获得Nobel和平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多次，这确实是个合适的时机来审视，Nobel奖对我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在访谈中多次说过的，我在一天晚上通过收音机得知我获得了Nobel和平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之前一周我已经通过其他一些广播得知我是几名最有希望获奖的人之一。当我准备这篇演讲时，我努力地试图回忆当我得知获奖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不敢确定，大概是像：“哦，他们把奖给我了。”那种感觉并不很真实，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像是个真实的存在了。
在我被软禁的期间，我常常感觉自己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了。房子就是我的世界，那些同样不自由的人有他们的世界，他们在监狱里可以结成团体，那些自由的人们也有他们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像是个独立的星球，因为他们都处在不同的宇宙中。Nobel和平奖把我从孤立的世界拉回了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让我重建了真实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花了许多天，许多月，当各方对获奖的反应的新闻通过电波传到我这里时，我才开始理解Nobel奖的意义。它让我再次感到真实，把我拉回更广阔的人类社区。更重要的是，Nobel奖让全世界都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我们不会被忘记。
法国人说，告别就是一点点的死亡。其实遗忘也是一点点的死亡。遗忘削弱了把我们凝聚成人类的纽带。我最近访问泰国时会见了缅甸的移民工人和难民，许多人哭泣道：“不要忘了我们！”他们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困苦处境，不要忘记做你能做的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属于你的世界。”当Nobel奖委员会授予我这项奖项时，他们意识到被压迫和被孤立的缅甸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所以接受Nobel和平奖，就对我个人来说，增加了我对超出国界的民主与人权的关切。Nobel和平奖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门。
缅甸的和平观可被看作是，通过阻止那些妨碍和谐与益处的因素，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nyein-chan这个词字面上可被翻译为当火被扑灭后的清凉。痛苦与争斗之火在世界熊熊蔓延。在我的祖国，北部的战争仍未停息，西部的群体暴力导致的纵火与谋杀在我出发的前几天仍在发生。新闻中对他人的暴行充满世界各地。饥饿、疾病、被迫离家、失业、贫穷、不公、歧视、成见、愚顽，这些构成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哪里都有阴暗的力量在蚕食和平的基石。哪里都能找到对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轻率浪费，而这些是在世界上保有和谐与快乐所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年轻人的极大消耗，和对我们星球上的正面力量的残酷损害。那个年代的诗篇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我首次读到那些诗时，我正处在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年龄，但他们却不得不在生命之花刚刚盛开的时候就面临枯萎。一名年轻的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战斗的美国人，在他1916年的一次行动之前，像是预见到他的死亡一样写道：“在争夺的障碍前；”“在小山坡的伤疤前；”“在午夜起火的城镇中。”年轻人、爱和生命，一起永远消失在毫无意义地占领行动中，占领那些没有名字也不会被记住的地方。为了什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暴力程度低一些，而代以鲁莽与毫无远见地不顾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是否仍然有罪？战争并不是终结和平的唯一场所。不论痛苦是否被忽视，冲突的种子都会因为屈辱、苦难与激怒而被埋下。
在孤独中生活的一个有利方面是，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我所知与所接受的戒律的含义。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从小就知道“苦谛”的意义。几乎每天，当我身边的老人们，有时还有不那么老的人们，遭受痛苦或不顺时，他们就会低声吟诵“苦谛，苦谛”。然而，只有当我在被软禁的那些年里，我才真正去研究六种大苦之相。它们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我仔细地审视着六种大苦，不是从宗教经文的角度，而是从每日平常的生活中去审视。如果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尽量在世俗活动中尽量减轻它们。我仔细思考过关于母子的产前产后护理、关于给予老年人口足够的设施，关于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关于慈善照料与护理。我尤其升起了对后两种苦的兴趣：爱别离和怨憎会。我们的佛陀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使得他要将这两种苦从许多大苦中总结出来呢？我想起了囚犯、难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离开家园，同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欢迎他们的陌生人之间。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与人道援助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必须的。我很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犯的命运受到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民主与人权已经广泛地，甚至是普遍地被认同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我被软禁期间，我时常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获取力量。我最喜爱的几段话是这样的：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人权奋斗，上面两段话就是答案。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民主奋斗，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人权的保证。
在过去一年里，已有迹象表明，那些为民主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朝民主化方向的一些积极的改变已经出现。如果我说我主张谨慎乐观的态度，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而是我不愿意盲目地鼓励。如果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缺乏对民主制度和人权基石在我们社会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的信念，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在被破坏这么多年以后依然经久不衰。我们一些斗士被降职，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但是作为核心的奉献精神依然强大而坚定。当我回顾过去的许多年时，我惊讶于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还有这样多坚定的奋斗者。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源于盲目，而是基于对他们坚忍的力量和对人民志向的极度尊重所作出的清楚评价。
今天我能与你们在一起，是源于近来在我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产生，是因为你们和其他所有热爱自由与公平的人们让全球目光都来关注我们的处境。在我继续谈论我的国家之前，请允许我先谈一谈我们的良心犯。在缅甸仍然有良心犯被关押。比较令人害怕的是，因为最著名的几个人已经得到释放，剩下的不出名的人将会被遗忘。我因为曾是一名良心犯而站在这里。当你们看到我听我演讲的时候，请同样记住这个经常被重提的事实，只有一名良心犯仍嫌太多。在我的国家，那些尚未得到自由的，尚未沐浴公正之光的人远远多于一人。请记住他们，为他们做一切可能的事，使他们尽早获得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精神上。自从我们1948年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未迎来全面的和平。我们没能够建立起信任与理解来消除冲突的根源。在90年代早期停火的时候，人们又升起了希望，直到2010年的几个月中停火又被打破。一个轻率的举动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近几个月来政府和少数族裔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定可以带来由人民意愿所建立的稳定的政局和团结的精神。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和我一起已经准备好在全国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由总统吴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只有各方势力都表现出睿智的合作时才能持久。这包括军队、少数族裔、各政党、媒体、国内社会组织、商业社团，还有最重要的人民大众。只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才是有效的，国际社会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双边协定和投资需要互相协调，确保能够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我们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应当培养和发展出一个不仅繁荣，而且更加和谐与民主的社会，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与自由中生活。
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比积极力量强大，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或许有人会问是否所有的消极力量都能够被消除。简单的回答是：“不能！”在人性中就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然而人类同时也有增强积极力量的能力，将消极力量的影响降到最小。在我们的世界上，绝对的和平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我们朝此目标进发。我们双眼盯着这个目标，就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一直朝着指路星的方向前进，最终可以获救一样。即使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和平，因为它不存在于地球上，但为了和平的努力行为将会把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团结起来，在信任与友谊的帮助下将我们人类社会建设得更加安全与慈爱。
我用“慈爱”这个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应该说仔细推敲了许多年。苦难中的快乐并不多见，我找到的最甜蜜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我所学到的慈爱的价值。我所收到的每份慈爱，不论大小，都使我确信，慈爱在我们的世界上永远不会足够。慈爱是用敏感的心去体察他人的需要，是用温暖的情去响应他人的期望。即使是最轻微的慈爱的触碰也可以卸下心灵的负担。慈爱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给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家园，给那些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安全与自由的人们提供避难所方面做出了模范式的慈爱。
世界各地都有难民。当我最近探访泰国的MeaLa难民营时，我遇见了那些为尽可能让被收容者在困苦环境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而每日奋斗的人们。他们谈到关切的事情时提到“捐助疲劳”，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同情疲劳”。“捐助疲劳”也就是经费短缺。“同情疲劳”在缺乏关注时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互为因果。我们能够承担对同情疲劳的放纵吗？如果不盲目而是关注他们的遭遇的话，是满足难民生活需求的成本更高呢，还是漠不关心造成的后果成本更高呢？我呼吁世界各地的捐助者们满足这些四处寻觅的难民的需求，这些难民在庇护所的寻觅往往是徒劳的。
在MaeLa，我和泰国负责达克省事务的官员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达克省中还有另外几座难民营。他们是我了解到另外一些和难民营有关的更严重的问题：暴力的丛林式法则，非法使用药物，家庭自酿烈酒，控制疟疾的问题，结核，登革热和霍乱。政府当局的关心的问题同难民关心的问题一样合情理。东道国也应当考虑和应对帮助解决这些与他们职责相关的困难。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被迫迁移，没有无家可归和没有绝望的世界，一个每个角落都是真正的圣堂，每个居民都生活在自由与和平中的世界。每种想法，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增强了积极的力量，对和平产生有益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试着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地入睡，开心地醒来的世界。
在1991年10月14日，Nobel委员会这样为它的陈述做总结：“挪威Nobel委员会将Nobel和平奖授予昂山素季，向这个女人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敬意，并向世界各地致力于以和平方式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委员会的支持。”当我参与缅甸民主运动时，对我来说，我从未觉得自己会得到什么奖或者什么荣誉。我们为之努力的奖赏，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平的社会，我们的人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全部的潜能。荣誉在于我们的努力。历史已经给予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的机会。当Nobel委员会选择给我荣誉时，我自由选择的道路变得不再寂寞。为此我感谢委员会，感谢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与坚定我的信仰和共同追求和平的人们。感谢你们。
2010年，諾獎委員會首度擺出「空椅子」。
昂山素姬领到了她迟到21年的诺奖，希望晓波不用等这么长时间。 有诗为证：
身披合法的外衣肩扛特色的大旗，
口念稳定的咒语手舞和谐的利器，
享受特殊的权力摄取无边的利益，
家有糟糠的老妻外有无数的干女，
当着人民的主人做着他国的奴隶，
开着豪华的车子住着天价的别墅,
出门群狗开路回家满身酒气,
每天大吐怨言说是被人选举,
天生无耻无德注定不要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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