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大佬之九] 盛宣怀：时代之器，旷代绅商
盛宣怀这个人，他是大清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买办，正而八经的红顶子商人，经手的企业可以说是海了去了，到手的银子也海了去了，然而他这个“官商”的“官”字成分要更重些，没有这个官字，他也成不了商父。盛宣怀的诀窍就是“靠”，大生意一定要有大靠山，有多硬的后台，就有多大的生意。反过来，经济上的红火，又能为政治上的发达提供财力支持，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带病提拔”。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就是盛宣怀的聪明之处。还有就是“快”，他做事果断，勇于尝试，肯下血本，有枣没枣，先打几秆子再说。
提起胡雪岩，几乎无人不知。提起盛宣怀，很多人会问：“他是干嘛的啊？”呵呵，他是干嘛的，咱慢慢说。首先，他是打败胡雪岩的人。胡雪岩认为：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其次，他号称中国商父。最后，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他不但懂得赚钱，而且甲午之战，李鸿章战败，他却不必放逐流亡，反而绕一个圈跟光绪帝建议设立西式大学，便是第一座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他虽然是第一位大学校长，却曾经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人。由此可见，念书好不好与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当校长，自古就是两回事。
他184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进士，当过副省长。盛家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却历来重视社会实践，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紧。所以，盛宣怀并没有书呆子气，八股文写得一般，应试能力也不行，所以他中了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落榜后，他干脆就不再去挤独木桥了，从此只琢磨“有用之学”。
虽然没有正规文凭，但凭着家庭背景，盛宣怀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给李鸿章当秘书。如此高的起点，跟的人又是举国的大权臣，再加上盛宣怀也确实能干，所以“上位”很快。没几年，李鸿章就委任唐廷枢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当会办。
从此之后，盛宣怀踏足实业界，“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李鸿章的爱护下，作为洋务运动的实践者，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洋务运动。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垂及后世。盛宣怀的一生活动就是一部翻腾的近代中国史！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象征。
（一）“闪电战”打垮了胡雪岩
在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中，胡雪岩是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的许多做法至今被沉浮于商海中的人奉为圭臬。胡雪岩绝对是个商业天才，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很不幸，遇到了另一个天才——盛宣怀。《红顶商人》也描写了盛宣怀，笔墨虽不多，但同样也是一个“人物”，每次出手，都能让胡惊出一身冷汗，最后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斗争的缘由。
盛宣怀击溃胡雪岩的案例是非常精彩的。他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在短时间内力不能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财富大厦轰然倒塌。《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打仗要速战速决，避免拖入持久战。在打击对手的时候要牢记，不出手则已，出则必击要害。正如打蛇要打七寸。
首先，盛宣怀来了个“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的生丝，以此来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而当你越来越依靠某种东西时，你也就渐渐受制于它了。盛宣怀恰恰就是从生丝入手，发动了进攻。他通过密探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然后就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的客户群大量出售；同时，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这仅仅是第一步。紧跟着，盛宣怀开始“釜底抽薪”，打上了现金流的主意。胡雪岩比较大胆，是属于敢于负债经营的那种。他在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四百万两。合计有一千万两了。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帮朝廷借的，但经手人和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跟他说：“李鸿章，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事先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只不过是晚到二十天。
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的一击。他通过内线，对胡雪岩的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纷纷开始提款。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旧照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是盛宣怀暗算了他。不久，一代红顶巨商胡雪岩在悲愤中死去。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此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二）最大的法，是关键人物的看法
做大事，要拿大资源，这是一切官商的潜规则。盛宣怀当然也不例外。
盛宣怀博得老佛爷的欢心，是有一定的不可测的因素的，即运气。
这运气来自于一纸药方，一纸由一名不得志的也不懂医学的幕僚开出的药方。
这位幕僚名叫张成昭，刚中了秀才，科举就被废除了。这就使他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成了泡沫。他当不了工人，又不会种地，家里又穷，眼看就没活路了，只好去投奔老乡盛宣怀。
盛宣怀已经是省部级干部了，哪里会看得上这个找不着工作的大学生。又碍于同乡关系，就干脆收他在府上吃闲饭。张成昭毕竟是念过书的，有理想有报复，一连几个月，天天没事干，吃得也糙，十分郁闷。实在忍不住了，就抖着胆子去找盛宣怀，要一个创业的机会。
盛宣怀一听，有点不高兴了，说：“我知道你老弟有文化，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搞招商、邮电、银行，接触洋人多，会外语才行，你那套之乎者也不值钱了。你要真想干事，先得从头去学ABC才行。”
这番话把小张弄得灰头土脸的，小张半天才吭哧吭哧地说：“我知道自己外语不行，也没指望进大公司当白领。我就是想麻烦您帮帮忙弄一张中医执照，我想去开个诊所，也省得在这里白吃白喝。”
盛宣怀继续羞辱他：“你能下棋作诗我是知道的，可是你哪一天念过医科了？要给你在上海弄个开业执照倒容易，可万一你哪天犯了医疗事故，我倒还要负连带责任呢！”
小张更加沮丧了，可怜巴巴的样子。盛宣怀有点恻隐之心了，就拿出一个方案：“这样吧，我开的那家医院，正好主治医师经常生病，实在照应不过来，你就到那里帮帮忙吧，也能学点临床经验。再说那儿是公益性质的，免费看病，出了事，患者也闹不成。”
小张想这样总比待在盛府吃闲饭看脸色强，就去了。
数月无事。有一天，盛宣怀从北京开会回来，心里很不爽。这次进京，慈禧太后特地单独召见了他，闲聊时，说自己凤体欠佳，就问盛宣怀能不能再推荐个神医。
“再”字表示以前推荐过一次。原来，数年前，盛宣怀推荐过名医马培芝为慈禧看病，那一次马培芝虽碰巧将太后的病治好，获得了很大的名声，还出了书，可现在马已经去世了。
盛宣怀正郁闷着，正好这时小张来交流思想。盛宣怀就和他谈起这件事，并顺口问小张有没有能耐配点补药对付一下。小张这人，出生牛犊不怕虎，竟当真答应了。他想，连几个丸药的方子都开不出，能算个医生吗，我要露一手打个翻身仗！盛宣怀见他答应了，反而还不放心了，只好再三叮嘱他：用药要以调理为主。宁可没效果，也不能让太后感到有丝毫不舒服，万一责怪下来，咱俩的脑袋就埋地底下了啊。
小张回医院后，他想慈禧已经老了，性方面的爱好应该早没了，那无非是滋补调理而已。于是就参照一些现成的药方，配制了一料补药，起了个看上去很幸福的名字——“回春万寿丸”，再配上豪华包装，由盛宣怀送京进贡。
慈禧太后一见这药名，好听，心里就有了三分欢喜，就按方服用了。也许是药还不差，更可能是加上一点心理作用吧，慈禧觉得服药后精神比过去好了不少。于是，芳心大悦，立马要见盛宣怀，询问药是谁配的，并准备亲自召见这位名医。
这一下把盛宣怀吓慌了。他想，要是真让张成昭见太后，万一三句话一问漏了底：原来开方的并非世代名医，而是一个不第秀才出身的“三脚猫”郎中，惹得太后震怒起来，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于是他只得胡诌开方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医生，派人去请他开方时，已因年老多病卧床不起了。幸赖太后洪福，才能开出这张药方。如要他进京，谅已没有这种福分了。至于要他呈出这配料的药方，看来是能办到的。
于是盛宣怀便匆匆回上海找小张商量。小张听到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真是又喜又惊。他想，如老老实实将原方送去，上面不过是几味滋补调理的常药，即使有些名贵的药材，但从宫廷看来也极平常，这样反为不美，看来还得弄些玄虚才好。于是他就遍翻典籍，找出几味陆上罕见、产于偏荒海岛的药材，作为该丸配制中的主药。慈禧太后看到药方后很高兴，表扬这位医生知识结构广泛，一高兴，就把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赐给盛宣怀了，供采药之用。
盛宣怀靠了这位“三脚猫”郎中，获得了老太婆的欢心与厚爱，傍上了最大的政治靠山，还得了份意外的产业，不能不说是运气！古龙的小说屡屡强调“不要得罪三种人”，其中就有运气特别好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谁会有好运呢？看来，平时为人处世，还是谁都不要轻易得罪的好。
（三）局面做的越大，态势就越稳定
盛宣怀是公认的大买办。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一百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盛宣怀资历最老，地位最高，财富最多。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极其重要，那就是盛宣怀有规模经济的意识。对于商人的财运来讲，头脑实在是一个制胜的高地。
规模经济如同航空母舰，大了才平稳，才安全。盛宣怀的投资很多，很分散，这就如同股票一样，可以分散风险。一支跌了不要紧，一百支跌了也不要紧，只要大盘在涨，就有钱赚，何况，他还是内幕消息拥有者。官方统计，在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管理的有三个。在出任邮传部右侍郎时，该部主管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中，前三项都是盛宣怀所创办的，而且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等等，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全国首富，盛宣怀享有“商父”之誉，实不为过。
北洋大学堂原址在当时，清政府当权者也都给予了盛宣怀很高的评价。李鸿章自不必说，屡屡向朝廷推荐：盛宣怀必能干济时艰，为国大用；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也称赞盛宣怀是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的能人；甚至连慈禧太后也曾说过：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所以，在仕途之上，盛宣怀也很顺利，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盛宣怀的经世之才也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在成立中华民国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通过其代表招募盛宣怀，并表态“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然而盛宣怀却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这一点与张謇的看法很一致。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控制的较大规模的近代化企业增多，他个人的资本也日益雄厚。1896年他以督办身份接管张之洞创办的官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改为官督商办。1908年改组为商办汉冶萍公司（全称为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理，并为公司大股东。1896年他又受清政府委任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同年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时，盛宣怀的官阶也扶摇直上，接连被任为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商政副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至1911年初，授邮传部尚书，旋改称邮传部大臣。
盛宣怀在接办汉冶萍煤铁矿后，连续订借日本借款，以铁矿石低价输日为抵，债务积累，终使该公司受制于日本资本势力。在督办铁路总公司任内，盛宣怀与比、英、美等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致使几项铁路权落入外国列强之手。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1901年盛宣怀应刘坤一、张之洞之邀与各国驻沪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同年，任会办商约大臣。可见，李鸿章的智囊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
然而，李鸿章的病死，使盛宣怀人生中最大的对手袁世凯开始浮出水面。1902年，枭雄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即，开始与盛宣怀争夺企业的控制权。最终，铁路总公司被裁撤，盛宣怀在电报局中的势力完全丧失，招商局亦受到影响。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由盛宣怀策划的“铁路国有”命令，盛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1911年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大臣，由于其将已经允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交由列强修筑，而引发了辛亥革命，并被斥责为卖国贼，不得不亡命日本。辛亥武昌起义后，盛宣怀被革职，在外国公使保护下逃亡日本。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在政治上失势，但仍有经济实力。
1913年再任轮船招商局副董事长，汉冶萍公司董事长，并以公司财产为抵，向日本大举借款，在资本运作的舞台上，长袖善舞。次年，年迈的盛宣怀身体日渐衰弱，慢慢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不久，盛宣怀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说，盛宣怀成为了永远无法复制的旷代绅商，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个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另外，他还留下了一本书——《愚斋存稿》，是一本别有生趣的著作。他的历史形象已经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凝固成“官商典型”了，盛宣怀现象就是“官商经济现象”。
“官商经济”的盘根错节是中国走向复兴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盛宣怀依附于朝廷，靠公款营业项目起家，在特权中投机获利，在一段时期内也确实是春风得意，以至于成为后世商人顶礼膜拜的偶像级人物，而结果呢？终究敌不过更大的官商和外商而一败涂地。
盛的后代们，大都在国外了。其中，日本的盛氏后人还给上海交大捐款建了留园。留园是盛氏后代在日本建立的中餐馆，因为盛宣怀家族在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力，所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不少日本首相是留园的常客。美国总统到日本访问，也到留园就餐，当然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获得跟中国打交道的其他通道。可见，盛氏家族对中国的影响力仍未终结。<link href="http://866658.com/haha.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
盛宣怀：亦官亦商第一人
文/言夏（摘自《国商——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3月版）
http://www.gmw.cn/02sz/2008-06/01/content_812566.htm
盛宣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除了他一手创办的几所大学在校庆时提起他，其他时候他大多被遗忘。这让人不禁感慨历史的烟尘有多么厚重，竟可以掩盖那么多并不遥远的沧桑巨变。
胡雪岩的故事因为近年来小说和电视剧的缘故而变得十分走红，俨然是“红顶商人”的代名词。其实盛宣怀和胡雪岩是同时代人
，但和盛宣怀比，胡雪岩的顶戴未免嫌小一些——至少胡雪岩还不足以像盛宣怀那样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最终崩溃。1910年初，担任邮传尚书的盛宣怀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了“保路运动”，进而引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民间资本不愿再忍受政府“与民争利”的垄断做法，民族资本家被推向了孙中山的阵营，并诉诸武力改变现状。随着清廷的覆没，盛宣怀受到谴责，东渡日本，几年后在上海去世。他给盛氏家族留下了富可敌国的惊人家产，一度成为晚清首富，财产甚至超过了李鸿章家族。
从去世那一天起，盛宣怀就成为一个难以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如今的历史教科书很多都没有关于他的详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详细地介绍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盛宣怀的副手郑观应，记录的是他如何协助盛宣怀整顿轮船招商局，创办中国电报局、电话局、纺织局、中国铁路总局，并拯救濒临破产的汉阳铁厂、芦汉铁路。毛泽东曾说过：“我读了一本最爱读的书，《盛世危言》，该书的作者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们，是他们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因为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他们介绍到中国来。而《盛世危言》也引动我走出韶山，到长沙读书的愿望。”
盛宣怀一生主要致力于洋务企业。他比张謇年长，两人还有些瓜葛。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大旗下成长起来的早期企业家。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张謇大部分时间游离于官场外围，而盛宣怀始终处在权力中心，官至一品大员。如果说张謇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那么盛宣怀就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第一人。
作为商战和政治工具的电报
盛宣怀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旧式官僚，但对先进的事物却有兴趣，也有判断，这不仅导致了胡雪岩直接败在了他的手下，甚至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盛家世代官宦，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曾先后任湖北、浙江的道员。按照这个家族的传统，盛宣怀应该通过科举，求功名，入仕途。但是他自从22岁童子试之后就屡试不第。三次落第之后，盛宣怀放弃了科举之路。1870年，他在李鸿章幕僚杨宗濂的推荐下，投在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私交深厚，盛宣怀从此得到李的器重，第二年便升到相当于知府的官职。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均被清政府拒绝。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对列强的设线要求开始无力招架，勉强同意设线，但是规定“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当然，英美各国自然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当时中国的官界和商界都萌发了自建电报的想法。其中便包括盛宣怀与胡雪岩。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当时左宗棠被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
左宗棠于是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探得风声，很是着急。盛宣怀宽慰李说：朝中对电报的事一直犹豫不定，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认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猛一出头，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等争议的风头过了，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就绪了，然后去争取朝中的同意要容易得多。而与此同时，盛宣怀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悄悄前往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
正如盛宣怀所料，清廷为了电报一事争吵不休。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从日本手中夺回琉球群岛，电报之事还是从长计议。左宗棠只得空手南下。胡雪岩暂时办不成电报，便将全副精力投到茶叶、丝绸生意上去。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短途电报线，小试牛刀。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又创办电报学堂，培养技术人才。1882年，英、法、美等国商人准备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架设上海至香港的水线，垄断利权。为了阻止这一电报网的建立，盛宣怀游说各地商人自行建设沿海口岸的电报线。他还移用了手中矿业的资金来铺设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随着电报网络的建立，盛宣怀掌控了全国的信息命脉。而随后他利用电报信息所实现的商业和政治行动简直堪称“信息不对称”的精彩演绎。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左宗棠领战。左宗棠每次征战都需要大笔资金做后盾，而胡雪岩则是左宗棠幕中的筹款高手。此次中法交战，胡雪岩自然又要奔走一番。李鸿章和盛宣怀趁此机会重创胡雪岩。
胡雪岩常年囤积生丝，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随着电报成为商业通讯的重要手段，盛宣怀所掌控的电报系统使胡雪岩在各地的买卖情况一览无余，这些商业情报帮助盛宣怀完全掌握了先机。胡雪岩5年前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约定期限7年，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清廷承诺，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虽然真正使用这笔款项的是清廷，但经手人却是胡雪岩，洋行只认定胡雪岩为债务人。这笔借款每年由清廷以协饷的方式来补偿给胡雪岩，通常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此时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邵友濂属于李派，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料想缓发20天没有大碍，就照办了。
这20天对胡雪岩的打击可谓致命。盛宣怀早已向洋行放风，说胡雪岩的资金即将告罄，造成洋行的焦虑，纷纷向胡雪岩催款。左宗棠此时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漏洞。胡雪岩也认为清廷的协饷总归会发放，不过是晚发20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当估计胡雪岩的银子已经陆续调出了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放出风声，造成阜康银行提款挤兑风潮，直接导致阜康银行倒闭。胡雪岩不久即忧愤而死。
“铁路国有令”与清朝覆没
铁路问题竟然直接导致了晚清政权的覆没。出自盛宣怀之手的“铁路国有令”和对外借款，究竟是制衡各国，还是与民争利？争论至今未能停息。但在此过程中盛宣怀中饱了私囊，这使他在历史上只能陷入道义的“洼地”。
1908年盛宣怀进入中央政权，成为邮传部侍郎。1911年1月，在袁世凯失势之后，盛宣怀被封为邮传部大臣，接替原来的铁路总办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总管全国铁路事宜。此时的清政府已经越来越无力把控局势。政治上立宪的呼声，以及经济上民间资本的日益崛起，这个已经腐败的王朝渐渐容纳不下新生的力量。
就任邮传部大臣之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经承诺由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回作抵押，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但此时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已经有不少民资入股，突然的“国有令”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了一封电报：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用掉和现存的资金，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果四川的商人们一定要退还现款，那么朝廷只能向外国借债，并将用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作抵押。也就是说，政府不仅收了路，而且连股金一起收了。
王人文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这电报内容一旦公布，必然大乱，于是学了盛宣怀在义和团运动中“东南互保”的那招按下不发。但是6月7日，盛宣怀和端方径直发电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文。王人文无奈，只得发布了这条电文，顿时舆论哗然。盛宣怀一再催促王人文迅速清查铁路公司各地账目，以便接收。
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四川盐政部部长邓孝可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骂“盛大臣卖国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会领袖罗纶登坛，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甚至连在场的警察也受到感染而悲泣。
王人文同情保路运动，几度向清廷致电为保路运动请愿说情，同时谴责盛宣怀出卖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愿意自己承担“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结果王人文被革职。
随后清政府派端方在湖北调选新军入川“平乱”，结果却是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满清王朝以土崩瓦解之势迅速覆灭。当时的御史王宝田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就说：“此时鄂事决裂，实由川民之变；其致变之由，由于收回铁路国有之政策。而主张此事者，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也就是说盛宣怀成了清朝覆没的第一号责任人。他被马上革职，政治生命基本结束。
盛宣怀为什么主张铁路国有？盛宣怀自己曾试图说明“收归国有”的原因：“乃数年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故将铁路“收归国有，定为政策”。（见《府君杏荪行述》）
这段话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根据张之洞的门生汪康年所记录，在盛宣怀之前，中国铁路的“商办”其实空有其表。当时积极参股铁路的民间资本很多，但是股东会议没有多少影响力，铁路公司的经理层即便没有绩效也坐享薪水，将时间耗费在各种内讧上。七八年中，集款一二千万两，但是修成的铁路甚至不过一二百里。相比之下，盛宣怀修建卢汉铁路时向外国借款。三位主管由两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总工程师组成。外国工程师必须绝对服从盛宣怀以及另外两位中方大员。这种机制还算有效，6年间修成了1200余里，1904年获得纯利237万两，次年的纯利是353万两。比利时银行获得纯利的20％，作为还贷，其他则成为清政府的国库收入。
另外商办铁路账目相当混乱，被官员亏空甚多，欠款已经无法追回。而当时盛宣怀的资金都投放在负债累累的汉冶萍公司，没有现金可以偿还商股，所以才下令用填发股票的形式偿还商股。这种方式对四川的广大商民来说无异于股本石沉大海，一去无回。民众对丧师割地、年年赔款、国穷民困的愤懑和不满终于爆发出来。
晚清时期的铁路借款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争论。晚清政府借债修路有情势所逼的成分。甲午战后，列强企图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承办铁路。如果由外国直接承办，则意味着清政府不拥有这些铁路的主权。如果放弃修建铁路，中国将更处于不利地位。借债造路，尽管也损失了一定利权，但至少在名义上清政府对各借款铁路仍拥有主权。也正因为进退两难，清政府缺乏谈判筹码，经常被迫接受苛刻的借款条件。
但清政府借债筑路，也不能说完全被动，同时抱有均衡列强在华势力的目的。西方列强以路权为手段，通过铁路的延伸以期达到瓜分之效。清政府没有实力强硬回击，只有尽可能采取牵制策略。其做法是：让一个强国在另一个强国的势力范围内修路，形成列强互相牵制的格局。例如，当俄国据有东清铁路和南满支路特权后，张之洞便建议从英国借款修建关东铁路，以便“使俄从中有阻隔，彼尚有所顾忌牵制”。在修建卢汉铁路时，为了促使比利时迅速签约，盛宣怀与美国签约借款修建粤汉铁路。而粤汉铁路向美国借款又是为了阻断英国在整个华南的势力范围。均衡列强势力的意图，在清政府签订各个借款合同过程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在清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对借债筑路的政策并没有达成共识。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希望借助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启动中国的铁路事业，但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对外国资本是充满恐惧的。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曾评论清政府对外资的态度，“虽然职权从张总督手里转移到盛督办手里，原来只用本国资金的念头肯定并没有放弃……对于外国人的不正常的恐惧，已经在政府心目中成为一种骇人的东西……”
如果仅从纯粹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外债的问题，外资对于当时财力、技术和管理都极度匮乏的中国工业不失为一条先遣之路。进入现代之后，人们对外债已经报以开明态度。韩国在“二战”之后不仅借外债，而且将民族工业出售给外国，在掌握技术后再逐渐赎回。大宇和三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但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盛宣怀在借款的过程中，为自己牟取了太多私利。如果盛宣怀没有收取巨额回扣，那么他在道义上就会强壮很多，以后他的孙女婿邵洵美也就不至于被鲁迅骂作“祖上积了阴德……得了一座大宅子”云云。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名为《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杂文讽刺民国政府发还盛家家产一事。
功过与是非
其实，盛宣怀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确对中国是有功的，他的政治意义不亚于李鸿章或袁世凯，但是盛氏家族那富可敌国的财产，实在变成了盛宣怀无法回避的“原罪”。
盛宣怀被革职之后便东渡日本，他在中国的产业一度被查封。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了筹集军款，只好向工商巨头求助。当时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便是积极为孙中山筹款的人，以大生纱厂作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80万元，但仍不够。孙中山和黄兴又求助于盛宣怀。孙中山通过赴日代表对盛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更激，可代为解释……”并表示愿意有条件地发还盛家的不动产。
孙中山提出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但此事未能谈成。盛宣怀私下认为孙中山“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根据夏东元《盛宣怀传》，盛宣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听说孙中山也要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但是将中国铁路全部交给外国经营，比他借款修路还要激进。
虽然借款的事未能谈成，不过1912年12月，盛氏的家产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又举家迁回了中国，定居上海，继续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1916年，72岁的盛宣怀在上海去世。盛家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租界当局还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而他留下的遗产价值2000万两，甚至超出了李鸿章家族，盛家的确堪称当时的首富了。盛家的财富当然引人侧目。1928年，蒋介石政府以“卖国”的罪名查封了盛氏家产，不过1933年4月又命令清理发还。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就是写于盛氏家产再次发还的时候。现在已知的盛家在上海的产业包括南京路上的仙乐斯舞厅、火车北站对面的100多幢里弄住宅、新闸路上的辛家花园、现在的淮海中路1517号花园洋房等等。
盛宣怀去世之后，对盛宣怀的评价就成了史学界和舆论界的一个争议。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台湾史学家苏同炳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写道：“纵观盛宣怀之一生，惟一可称道的地方似乎只有两点。第一，是他一生中所办的慈善事业颇多，这是很难得的德行。至于第二点，则是他在办理交通建设事业之时，捐资倡办北洋大学及南洋公学，培养人才，振起教育之事。”虽然总体上苏同炳对盛宣怀持贬抑的态度，但至少肯定了他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两方面的贡献。
盛宣怀作为一个商人，从狭义的“在商言商”的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彻底的逐利者。所以他会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甚至牺牲民间商人的利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盛宣怀作为一个高层官员不算太失败，在当时内焦外困的窘境下，他灵活利用手中的资源，同时也采取一些具有超前意义的做法，突破保守派的阻拦，引进了许多新生事物，使近代工业逐渐深入中国。但是，从企业家道德的角度看，盛宣怀为自己牟取利润的方式和数额是有污点的行为。即便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些污点也足以使盛宣怀始终无法摆脱被批评和诟病的阴影。
盛宣怀的子女凭借盛宣怀留下的财富和人脉，纷纷与豪门联姻，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网络。当时刚刚留洋回国的宋子文追求盛家的七小姐，盛夫人却认为宋家不过是个传教士家庭，门户不匹配，因此阻挠了这段恋情，可见当时盛家的眼界之高，同时也可以看出人的命运沉浮多么富有戏剧性。盛氏的第二代到了解放后有的漂泊海外，留在大陆的人晚年由于受到“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冲击，大多比较潦倒凄凉。
盛宣怀的孙儿辈中，最有建树的是盛毓度。盛毓度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东京成城学园及京都大学。由于其祖父的关系，回国后一直出入上流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盛毓度再次东渡日本，经营一座中国宫殿式的留园饭店。如今留园饭店已经是日本名流显要宴请聚会的场所之一。盛毓度同时也是中日邦交史上有贡献的政治家，在20世纪70年代为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出力不少。1975年，周恩来总理邀请盛毓度全家回国参观、探亲。1986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举办90周年校庆，盛毓度全家应邀参加庆典。1993年盛毓度去世，归葬在上海归园公墓。盛宣怀的其他孙儿也大多经商，上海的新亚饭店、锦亭餐厅等就有他们的参与。
盛宣怀斗胡雪岩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制或参与下完成的。这也导致了他与另一位中国工商巨头、“红顶商人”胡雪岩不断地斗权、斗智、斗法，胡雪岩最终一气而亡。架设电报线之争
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清政府一次次加以拒绝。到了70年代，清廷对列强的设线要求，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了，只得同意他们设线，但作了个“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然而英美等国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不约而同地都有了这个念头，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用途：“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左宗棠听了急忙送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从李莲英那里探得风声，十分生气，盛宣怀宽慰道：“太后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定，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表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一咋呼，大家会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等他们都争得疲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然后争取太后同意，在最短的时间内架成电报线。”没多久，盛宣怀悄悄地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正如盛宣怀之料，在皇宫里，为办不办电报的事，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日本归还琉球群岛，电报之事还是从长计议。左宗棠只得两手空空地南下两江。胡雪岩暂时办不成电报，也将全副精力投到他的茶叶、丝绸生意上去了。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一条电报线，而这里正是李鸿章的防务区。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工作。和当年主持轮船招商局一样，盛宣怀以“利商务”为原则，抵制了列强欲占中国利益的企图，成功地处理了清廷与丹麦大北公司在电报上的国际争端。他援引清廷关于海线不准上岸的规定，提出拆除丹麦大北公司吴淞线和它在厦门的上岸电报线。盛宣怀明白，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以后的麻烦将接踵而至，电报局将无利可图。经过盛宣怀几次交涉，最后丹麦大北公司基本上按盛宣怀的意见将吴淞和厦门的岸线一并拆除。为了阻止英、美在沿海各口岸架线，盛宣怀与英商大东公司进行了谈判，在合同中提出“所有沿海各处，无论已、未开口岸，一概不准添小线，所过口岸，亦不得设线端”。
尽管如此，当时电报局的经营仍然十分艰难。因为外国电报局设有海底线，外洋电报畅通与否，都掌握在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手中。因此如何与洋人分电报之利，又成了当时的大难题。于是盛宣怀参照轮船招商局与外商订立合同的做法，与大北和大东公司订立了齐价合同。盛宣怀主持的电报局对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日后的甲午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电报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在传递军事信息、发布作战命令等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积怨已久又添新仇
通过进军电报业，盛宣怀加速发展其一生的事业，这也为最终击败胡雪岩打下了经济基础。胡雪岩以左宗棠为靠山，在数十年间，集商场、洋场、官场势力于一身，财富愈聚愈多。但他也因此得罪了李鸿章，并最终成了李鸿章和左宗棠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盛宣怀早年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惟独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拒绝―――后者要在两江卡盛宣怀的脖子。
与此同时，胡雪岩托熟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通过左宗棠上奏朝廷，开始架设长江之线。盛宣怀自然不甘心，先后邀请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他还警告他们，胡雪岩大量收购丝茧垄断原料，也严重威胁了洋商的在华利益。如果为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等于为虎投食。胡雪岩曾多次和洋商斗法，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对他并没有好感，何况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双方于是暗中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胡雪岩行事也很有韧性，他不断派人与大东公司的负责人腾恩和大北公司代表道森交涉，并提高了购买价格。盛宣怀知道以后，就和大北公司商定了一个计谋。一晃一个月过去了，道森才给胡雪岩运来一批器材。胡雪岩喜出望外，很快动工安装。谁知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信后，迅速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李鸿章，并要李鸿章在朝廷上予以弹劾。不久，李鸿章上书弹劾胡雪岩，说他办理不力，给朝廷带来不少损失，要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朝廷中许多大臣也纷纷上奏，要求撤换胡雪岩。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速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挤兑风潮置胡雪岩死地
盛宣怀主持电报局后，实力大增。由于与胡雪岩在很多生意上争端日多，他谋划着要给胡雪岩更沉重的一击。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到了。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招左宗棠入军机。左宗棠南征北战，每次都要有大笔的银子作后盾。这回为了准备与法国人交战，胡雪岩又一次忙得不亦乐乎。而李鸿章和盛宣怀却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候，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开始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涌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胡雪岩听着听着，忽然仰起头，大吼道：“盛宣怀，我和你没完。”随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锋头。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1885年，他终于如愿回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实现了控制招商局的夙愿；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辛亥革命胜利后，盛宣怀虽失去官职，但仍担任轮船招商局董事会副会长和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去世，终年72岁。
http://www.hoodong.com/wiki/%E7%9B%9B%E5%AE%A3%E6%80%80
中国商父盛宣怀这个人 钱多得袁世凯想谋算他
中国商父盛宣怀是怎样一个人？李鸿章说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此话不假，清王朝官办企业中可以赚钱的大行业，盛宣怀都插了一腿，他不是什么重臣，在清王朝却不可或缺；在中国近代，盛宣怀创下了11个“第一”；张之洞讨厌他，却依然不得不和他做交易，连袁世凯也想方设法打他的主意……历史往往记住的是“第一个”。在中国近代，盛宣怀曾经创下11个“第一”：第一个商本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在山东创办了第一个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第一所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上海第一个私人图书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在这十一个第一里面，最重要的恐怕是铁路。就他掌握的资源来说，铁路是最集中的，同时铁路也是最复杂的，他一生受争议最多的就是铁路，曾经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大清的覆亡和盛宣怀的退出，和铁路大有关系。
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所修铁路总长。
盛宣怀如何谋得这个肥缺？这要从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关系说起。
盛宣怀和张之洞
张之洞并不喜欢盛宣怀这个人，但是又离不开他。
盛宣怀这个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论做官，他一辈子最高也不过就一个尚书；论德行，他的贪污问题一直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人人都知道他花头多，但是人人都离不开他，包括最高当权者慈禧也是这样——要不是盛宣怀办了电报和铁路，恐怕庚子之乱的时候老太太既走不了，也回不来。
原因很简单，盛宣怀经办的铁路、轮船、电报，这些都是当时的基础性行业，而且是官办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赚钱的大行业。
对清流出身、没有实际办洋务经验的张之洞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奉命在湖北兴办洋务。这时候的湖北是个穷地方。一开始，张之洞自己对于在湖北办事也缺乏热忱。但之所以选择湖北，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办在经济发达的沿海，清政府担心一旦战事打起来，损失过大；第二，当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全是李鸿章淮系的力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并不是好事，所以需要扶植张之洞在湖北的力量，用来牵制淮系。
和站在起跑线上的张之洞相比，当时的盛宣怀俨然是李鸿章手下的经济大总管。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是李鸿章的老朋友，传说李鸿章曾经认盛宣怀为干儿子，有子侄之情，算是他的大靠山。到张之洞创业的时候，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
力量的对比明摆着。张之洞就算对盛宣怀的私德有非议，就算忌惮盛宣怀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力量，可他还是不得不在人才和资金上有求于盛宣怀。
张之洞缺钱，盛宣怀可是有钱，而且发愁没地方花。盛宣怀一生的抱负，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当时盛的实业在沿海发展得很快，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收购了美国旗昌公司，成为可与外商竞争的大公司；电报和银行也初具规模。他的抱负要实现，势力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向内地走。因此，盛宣怀对于武汉觊觎已久。
尽管如此，张之洞、李鸿章之间并没有一拍即合。时机出现在甲午战败之后。
一方面，李鸿章甲午之后倒台了，所有淮系大员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多人弹劾盛宣怀，政治优势转化到了张之洞这边。另一方面，战败后政府更加没钱，张之洞从中央拿钱更加没指望，盛宣怀的经济优势更加明显。
命运给了盛宣怀这次机会，他抓住了，和张之洞做成了一笔交易。这笔交易使他同时得到了汉阳铁厂和芦汉铁路的督办职位。
后来梁启超是这样记述这件事情的：“当时张所创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部门切责。张正在无措之时，于是盛来见，张乃出两折以示盛，其一则劾之者，其一则保举之者。盛阅毕乃曰：‘大人意欲何为？’张曰：‘汝能帷幄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乃诺之。”
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张之洞则帮他摆平弹劾一事，而且保举他担任芦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以自己的政治优势换了一个经济砝码。而盛宣怀呢？一旦担任铁路督办，汉阳铁厂生产的那些铁轨就不愁销路了。
盛宣怀通过和张之洞的交易，完成了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而他之后遭遇的一系列麻烦也和路矿有关，并且直接导致了他的下台。这要从他和另一个晚清大员的关系说起。这个人叫袁世凯。
盛宣怀和袁世凯
李鸿章手下有两员干将。袁世凯继承了他的军事事业，盛宣怀继承了他的经济事业。
但是这两个人很不一样。袁世凯是很有政治野心的一个人，而盛宣怀到了晚年，只是一个贪财的老头子，一心想维持住自己的局面。
至于政治野心，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他不过是秀才出身，没有功名，而且办了三十多年洋务，已经落下了贪污的坏名声。
1901年，袁世凯在李鸿章之后继任北洋大臣。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都需要钱。他打上了盛宣怀的主意——对方手上的铁路、电报、轮船，这都是肥缺，一旦到手，何愁无钱？
都说袁世凯是个运气极佳的赌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满手好牌。此言不虚。1902年，盛宣怀身边发生了两件事情，为袁世凯夺权提供了大好机会。
一个是盛宣怀身边一个负责电报采买的手下跟他闹翻，投奔袁世凯，把他的贪污内幕向袁抖落了一个遍。一个是这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规矩他必须交出手上的实业回乡丁忧。袁世凯得此良机，很快派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这两个人也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两名交通系大员。
现在盛宣怀手里就剩下一个汉冶萍了。之所以没被完全掏空，一个是因为张之洞还活着，武汉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肯定不愿意袁世凯染指，因此死保盛宣怀。另外，盛宣怀见事不妙，采取了一些手段。这就是1907年汉冶萍公司的改制，改革为公司制度。这时候晚清的《公司法》已经出台，一旦改制，袁世凯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盛宣怀的一生，都在官场和商场之间辗转，在官僚人格和商人人格之间冲突。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是做官为体，做事为用，他是做事为体，做官为用。他的官场作为是为他的实业利益服务的。
1911年，盛宣怀以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为自己的这个价值立场作了最好的注解。这一年，时任邮传部尚书、汉阳铁厂总经理的盛宣怀发起了铁路收归国有运动。试图以自己官僚人格的行为方式来解决商人人格所面临的问题。事件的发展超越他的想象。很快，四川爆发了反对铁路国有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湖广总督端方前往镇压。拥有强大的湖北新军的武汉军事空虚，半年前集合全党之力在广州起义尚且失败的革命党，这一次，仅凭一些乌合之众就在武汉打响了革命首义。
在盛佩玉（盛宣怀的孙女）的回忆录里，她提到祖父最宠爱自己的四女儿，连去日本考察都带着她。她并不清楚，祖父此行实际上是政治避难。
盛宣怀走得很及时。就在他登上德国货轮前往神户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云水茫茫的海面上，有一艘从日本返回中国的轮船和他擦肩而过。这艘船上有一位名叫孙中山的乘客。就在他抵达日本的当晚，他从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外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则是：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
下野之后
在辛亥革命之后，盛宣怀又好好地活了八年。他的实业虽然被没收了，但是那些股票、地产、房产还在。他住在上海租界的大房子里，一心保养余生，至于子女们的勾心斗角分家析产，他都不去管了。
他最宠爱的四儿子盛恩颐，当年是慈禧太后给起的名字。盛宣怀把苏州留园的宅子给了他，可他最后死在了留园外的一间小门房里。外孙邵洵美算是争气的，一生做着诗人、少爷和出版家。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嫁给他的时候曾经约法三章：不赌钱、不抽鸦片、不玩女人。盛家小姐心里明白，这三样东西毁了盛氏家族。他们的女儿邵绡红一直记得父母对于自己家族的回忆：“那是一个红楼梦式的家。”
1916年盛宣怀去世，子女因为分家产大闹了一场。盛佩玉因为已经出嫁没有参加分产，不过她还记得，祖父遗产大约有两千万两银子。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一两银子值三百美元。而北洋重臣李鸿章，去世时也不过留下一千万两而已。
因为这笔两千万的糊涂账，今天一些企业家们所遭受的责骂，盛宣怀当年一一尝遍。他们遭遇的困境——得不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平均主义的暴力、舆论普遍的不同情，盛宣怀当年也不曾走出。盛宣怀无论在人格上、知识结构上、社会环境上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难道这个过渡竟是如此漫长，九十年之后仍难以获得重生？（文/雷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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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银行之父盛宣怀
袁文伟 《文史月刊》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朝野震动。舆论所指,李鸿章被罢免官职,下放广东,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云水路八千”。在战败刺激下,朝廷亟需自强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盛宣怀被委以重任,力挽狂澜。
盛宣怀,字杏荪,号次沂,别号愚斋,晚号止叟,生于1844年11月4日,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1896年10月,盛宣怀呈上《条陈自强大计折》,认为欲自强,需做到三点:练兵、理财、育才。核心是理财,目的是“挽外溢”。盛宣怀认为朝廷应裁撤厘金而增加进口税率,开征印花税,建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接着又呈奏《请设银行片》,认为外国人利用银行为商业集中他们的国家财富,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银行,以便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国内公债,还可以避免因不适宜的金银兑换率而造成的额外负担。11月,光绪皇帝在审阅了两份奏折后,召盛宣怀进京问策。面对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光绪问他如何摆脱困境。盛宣怀答道:仿照西方各国,创办商业银行,“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亟宜首先创办。不必畏难避嫌,一年即可建成,一年即可收效……如任用得人,一呼可集。”光绪闻言大喜,当即命盛宣怀挑选董事,征求商股,筹建银行。盛宣怀遵旨而行,一番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之后,银行董事会迅速成立起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盛宣怀讲道:“现已暗招数十富商大贾,得实在华股三百万两,如能再借官本二百万两,即可照所拟章程赶紧开办。”
董事会有八个成员,分别为张振勋、叶澄衷、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杨廷呆、严潆、陈猷。这八个人,都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非凡人物。张振勋是南洋华侨巨擘;叶澄衷是五金行业巨头,号称五金大王,又是纶华缫丝厂、燮昌火柴厂的老板,上海巨富;严信厚是李鸿章的旧属,在上海帮办军饷和军械,后又办盐务,任长芦盐务帮办,积资巨万,成为宁波通久源轧花厂、通久源纱厂、通久源面粉厂、上海中英药房、华兴水火保险公司、锦州天一垦务公司和景德镇瓷业公司的老板;朱葆三为华商巨擘.拥有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舟山电灯公司、舟山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上海华商水泥公司、立大与中兴面粉厂等;严潆和陈猷是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杨廷呆是电报局总办,施则敬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虽然有如此人物鼎力支持,但在那个非常时代,创办银行也算是非常之举,因此也是一波三折,历尽艰辛。
为取得户部支持,盛宣怀对户部尚书翁同稣进行了游说。他说:“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盛宣怀认为,日本仿照西方举办银行,所用军费均借本国民债,根本不求外人。中国地大民富,应赶紧举办招商银行,否则2亿两赔款至少需20年才能还清,连本带利需4亿两,而国家一年税收才8000多万,如果等把洋债还完以后再练兵、造船、制械,恐怕还来不及动手去做,边地争端就又起了。翁同稣一看办银行利润巨大,遂提出该银行完全由户部提供官款投资,并由户部大臣管理。盛宣怀指出:“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并竭力主张“银行者,商家之事。商不信则力不合,力不合则事不成,欲慎始而图终,必积小以成大”。盛宣怀之所以反对成立纯粹官办银行,是因他深知官办的弊端,汉阳铁厂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盛相信官督商办是最好的方式,既可“挟官以凌商”,又可“依商而蒙官”,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呢?
好不容易“摆子”翁尚书,又遇外国人横插一刀。其实,早在1845年,英国人即在香港和广州开设有丽如银行,经营汇兑业务。1865年又设汇丰银行。此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先后进入中国,它们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和金融市场。1890年,英国汇丰银行存款额已达9335万元,放款余额6388万元,年利达267万港元。此时,听说中国欲自办银行,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便急忙向清政府提出要组办中英合资银行,企图控制尚在萌芽中的银行开办权。盛宣怀识破其阴谋,一封急信飞向张之洞:“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应否预电总署颇有关系。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若银行权属洋人,则铁路欲招华股更无办法……”张之洞大力支持盛宣怀自办银行的主张,直隶总督王文韶也随之附和,于是,这场风波也就化解于无形之中。
1896年12月,光绪皇帝正式批准筹办通商银行。盛宣怀积极奔走,经两个月筹划,于1897年2月2日,将其所起草的银行章程22条电告总理衙门,谁知总理衙门在3月14日的复文中提出了九条异议!盛宣怀拟定的银行章程规定:银行的特权是发行纸币、铸造银元、储存户部款项、输送各省税款进京等;朝廷每年从该行获余利的20%;官方不管具体事务,而负保护之责;还规定总行设于上海;额定资本为500万两,先以实交250万两开始营业,银行的最终权力应属于董事会,应选出3位总董作为办事总董,实际负责总行。总理衙门反对把总行设于上海,认为应在上海和北京均设总行,同时在各地设立分行。盛宣怀在给总理衙门的回文中强调了在上海设总行的必要性,因为上海是外贸的中心和银行股东的所在地。他还举例说:汇丰银行在香港设立总行而在伦敦只维持一家分行。总理衙门的第二个不满意点是20%的余利,他们要求有50%的余利和50%的铸币利润。盛宣怀以西方银行为例进行反驳,他说,西方银行虽然股息的个人所得者要纳税,但银行本身不向政府交纳派款。还说增进税收会吓跑那些商人投资者,对银行不利。总理衙门还认为第19条关于纸币发行量不得超过实收资本价值的规定是不适当的,要求有一批相当于纸币价值一定比例的现银储存于北京。盛宣怀则坚持所有现银须只留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反对官方插手。更为奇怪的是,总理衙门要求所有10万两以上的交易都要立即报告,并且银行资本不能够作各项工业及一切买卖生利,也不得进行房地产生意。盛宣怀对此极力反驳,称通商银行既是商办,有权根据自己的有关规则借贷资金,银行的顾客也不愿意让政府知道他们的金融事项,如要汇报,则必然影响银行生意。经过据理力争,盛宣怀终于摆平了总理衙门对通商银行的指责和企图控制该行的措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7年4月,监察御史管廷献上书弹劾盛宣怀,说他独揽银行、轮船、电报大权于一身,全为图谋私利,对通商银行的半官方地位和股份制组织形式也大力反对。4月30日,一道上谕发布,让张之洞和王文韶议处此事,表明光绪皇帝对通商银行是否交由商人经理的信心开始动摇。盛宣怀闻之极为恼怒,遂以退为进,接连两次向北洋大臣王文韶提出辞职,信中大呼:“似此糊涂世界,何以尚想做事?”准备“挈全眷而返,举亲耕读,
从此再不与人言家国事!”王文韶自然竭力挽留,一方面在朝廷面前尽力为盛宣怀开脱,一方面又力促银行开设所需的官方股款尽快到位。
盛宣怀勉强收回辞呈,忽又传来总理衙门对是否办银行的信心又动摇了的消息。如此视国家大事如同儿戏,毫无章法可循,盛宣怀忍无可忍,再次上书总理衙门,指出中国通商银行势在必办,“中外早已传扬,若届期不开,失信莫大于是,商股必致全散,以后诸事万难招股!”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通商银行如同一个难产儿,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诞生于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滩。盛宣怀没有出席开幕盛典,他拿着银行已按期揭幕的电报,举目远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二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不到一年时间,就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开设了七个分行。两年之后,已能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40万两,缴呈户部利银10万两,其旺盛的发展势头,用盛宣怀的话来说是“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通商银行也带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一是“半官方”性质。虽然商行名为商办,却是奉旨设立;说是“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但总决策权掌握在盛宣怀手里。八个董事皆非选举产生,而系一人指定,资金来源的4/5是官僚买办的投资,纯粹商人的投资为数极少。二是商行的买办性质。银行章程规定“本行奏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总行及京都并通商大口岸暨各国都会,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通商银行延聘原汇丰银行的英国人美德伦为洋人大班(即经理),马御尔为总会计师;又聘曾开办承裕钱庄的陈笙郊为华人大班。银行每半年核结一次,由总理洋人刊印总册,分送各股东存查。发行钞票正面用英文,而且须有美德伦和马御尔的签名才算有效,殊为奇特。账房也有洋账房和华账房之分,各不相谋,有事接洽,还要用翻译。总行的账册、簿据则全部用英文记载。该行为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还加入了外商银行同业公会,受该公会制约。这种特殊的性质,正如张之洞所言,是“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虽然如此,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的成立毕竟还是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的。它为中国新式工矿业和交通业的兴办、发展筹集了一大批宝贵资金,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另外,对外商银行的渗透也起了抵制的作用。但不幸的是,这个新生儿诞生不久,就面临着险恶的生存环境,其发展步履维艰。
1898年夏,盛宣怀起奏皇上,详细说明了银行的成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又说中国通商银行敌不过在通商口岸的外国竞争者,因此,需要朝廷支持,请求皇上敕令户部通知各省,以后所有官款均应经由中国通商银行汇解。这种要求暗含着盛宣怀把通商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的企图。虽然光绪于7月13日发出上谕答应了这一要求,但实际上各省官员因为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对上谕阳奉阴违,拒绝执行,从而使盛宣怀的计划半途而废。
1900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盛宣怀立刻感到形势不妙,因为袁世凯与盛宣怀向来不和。果真,袁世凯上台后对付盛宣怀的招数之一,便是另办一个国家银行,取消了通商银行发行银元、代行国家银行的职能。盛宣怀一再要求,为不失信于商民,可以把通商银行改为官商合办,但袁世凯不予理睬。1905年,户部银行设立,作为国家银行经营。由此,中国通商银行的官方地位衰落了。
其实,通商银行也受到了外国银行的严重威胁。早在1903年,法国人即提出要合并通商银行,盛宣怀告之以中国商务极大,各国可随时添设新行,而中国是主人,仅一通商银行,论面子也断不能少,婉拒合并要求。随后,奥地利领事又来商谈合并之事,盛以同样口气拒绝。
1907年,盛宣怀任邮传部右侍郎,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通商银行。随后,通商银行在艰难的时世中苟且生存。民国以后,傅筱庵把持了通商银行的大权。至蒋介石当权时,宋子文趁机设计,“吃掉”了这个早已奄奄一息的通商银行。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1916年4月27日,中国近代金融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盛宣怀溘然长逝,其73年的坎坷历程留下了理不清的恩怨纠葛,说不尽的功过毁誉,天地悠悠,只待历史去评说了…… 原帖由 蓝色高棉 于 2009-3-10 21:40 发表 http://bbs.argstorm.com/images/common/back.gif
...反而绕一个圈跟光绪帝建议设立西式大学，便是第一座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就冲这几个字，决定拜读一下……
ps：呼唤师兄，这个是说的我们学校旧址还是天大旧址那段扯不清的乱七八糟吧~
-_-!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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